很多朋友对于潮汕老房屋顶改造和潮汕民居的实例举证不太懂，今天就由小编来为大家分享，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下面一起来看看吧！

潮汕自然气候对当地生产生活的影响

虽然我们强调地域文化的形成，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地理环境的制约和影响，但是我们决不认为这种影响是决定性的。因为在人类和自然互相改造的过程中，人终究是主动者，而不是环境的奴隶。人们总是不断地改进生产工具，革新生产技术，改善生产方式，使自己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地理环境所提供的各种自然资源。共同的经济生活因此而产生，这正是文化生成的坚实基础。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在讨论地理环境对文化生成的影响时，更加注重自然资源这一具有经济意义的因素。

这一节，我们将探讨潮汕地区自然资源的基本情况，着重讨论在各个历史时期这些资源如何得到利用，而对潮汕文化的形成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一动植物资源的利用

本区的动植物资源，因气候的变化和开发程度的深入而变化。在不同的时期并不一样。本地区的地质、考古资料和文献记载都给我们提供了这种变化的证明。

本区地处热带北端，植物资源丰富。根据生物学家吴修仁老师长期调查的结果，本区当代已经鉴定的植物有1976种，分隶241科，远比韩江三角洲典型剖面的孢粉分析所得的植物种属多。进入全新世以后，本区虽然也受气候波动的影响，但基本上都呈现着热带自然景观。常绿季风阔叶林分布极广，林中层次较多。上层乔木多喜暖的樟、柯、栲、栎、枫香等树种，下层乔木多榕、榆等树种。乔木下面是灌木丛，如杜英、山矾等，夹生棕榈、竹子、树蕨等大型草本植物，有较多的热带成分。林中藤本作物纵横缠绕，寄生植物、腐生植物、蕨类植物很多，闭郁度高。三角洲的沼泽低地，长满小乔木、灌木和莎草。沿海沙陇，生长着耐干旱的露篼丛和各种茅草。海湾、河口的盐土滩，有终年常绿的红树林。

本区的植物资源，很早就被人类在衣、食、住以及工具制作等各方面加以利用。

在全新世前期，人类对植物性食物资源的利用，开始从采集经济向栽培经济过渡。以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对中国南方和西南少数民族的研究类推，在本区，最先被利用来作为食物并加以栽培的植物，是山芋和薯类。至于水稻和其他禾本旱作，至今我们尚未在本区西周以前的考古遗址中发现它们的踪迹。在本区浮滨类型文化遗址中发掘出来的容量较大的大口尊，可能就是用来贮藏谷物的。而普宁后山遗址出土的刻槽搓磨器，也可能用来碾磨谷物。不过，我们仍然不能肯定当时的谷物来自采集还是来自培植，因为碾磨本来就是采集经济的一种技术基础。或者就像考古学家所指出的那样：“长年炎热多雨的热带地区植物终年都能生长，人们随时都可以直接从自然界获取食物，没有培植谷物的迫切需要。所以谷物农业在那些地方反而发展得较慢较晚。”(严文明：《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在本区发现、发掘的春秋到汉晋的文化遗址中，仍然未曾发现谷物。这则是因为谷物在考古遗址中的发现，往往带有偶然性；而本区的考古发掘，从未使用过“漂浮法”技术，要发现谷物也就更为困难。但是，汉晋以来本区稻作农业的发展却是无庸置疑的，到唐代，稻作农业成为本区居民的主要食物来源，已经见诸文献(韩愈：《祭大湖神文》)。随着本区人口的增长，稻作的面积不断地扩大。从南洋引种的甘薯在明代以后对缓解本区的粮食短缺，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某些植物则被利用于编织衣裙，以抵御风雨寒暑。早先是采集野生的苎、葛的表皮，或者还有柔韧的棕榈皮叶和莎草，后来有从野生种属中培养出来的可栽培的苎、葛新品种和从外地引入的木棉、菠萝麻等新种类。

木材很早就被用作建筑材料。最古老的例证是揭阳蜈蚣山和普宁牛伯公山发掘出来的古人类居住遗迹。这两处遗迹都属于浮滨类型，年代在商代中期到西周早期。遗迹清理出直径在15～35厘米之间的柱洞，从这些柱洞可以推测，浮滨人利用小乔木的枝干，来做居住棚寮的支柱。随着生产力的进步，高大的乔木也被利用了。揭阳新墟九肚村发现一处晋代建筑遗址，全部用巨木砌成，四壁用木高3米，共15段，屋顶用木长7．5米，共5段，每段木头加工后的断面都是1．5米见方。巨型的木材还被用来造船。揭西县金和石湖港出土的独木舟，长10．7米，外宽1．3米，内宽1．1米，深0．8米，是用整块大樟木凿成。一直到本世纪中叶，草木仍然是本区使用于生产和生活的主要燃料。

对植物资源的不断开发利用，特别是栽培作物的驯育和引进，意味着本地区居民与群落生态环境之间关系的变化。为了开垦土地种植某种作物，有必要清除原来生长在这块土地上的另外一些植物，以保证土壤的肥力和养分的利用。达到这个目的的最有用的手段是使用火。与生活在南中国热带地区许多少数民族一样，本地区的原住民在原始的农业开发中，可能采用了“刀耕火种”制度。他们用火将树木、灌丛和杂草焚烧为灰肥，将作物种下。等到这块土地肥力耗尽，就让它抛荒休耕，又用同样的方法去垦殖另一块土地。

于是，本区植被的性质发生变化：被开垦的土地上，人工植被代替了原始植被；而抛荒地草木渐长，形成次生植被。汉晋以来的建筑业、宋代以来的造船业，使刀耕火种后留下来的巨型乔木砍伐殆尽。唐宋以来兴旺的陶瓷业和煮盐业，耗费了大量的草木做燃料。到当代，本区的原始植被几乎完全消失，在山地和丘陵，是次生的灌丛草坡和人工栽培的茶园、用材林，林龄偏幼。在平原和台地，全是人工栽培的果林、经济作物和粮食作物。由于近数十年的围垦，滨海泥滩上的红树林已经绝迹，而海边沙陇上，人工栽培的防风林带苍然挺拔。

对于本地区，动物资源的利用也是文化演进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根据吴修仁老师的调查，本区当代常见的经济动物，有家畜野兽20多种，蛙蛇龟鳖近20种，龟类137种，贝类41种，鸟类44种。古代的动物资源应该比当代更加丰富。宋代以前，气候较为温暖，本区还有典型的热带动物资源。山林里，有野象，颜色青黑，牙小而红，江河里，有湾鳄，锯齿钩尾，长喙牛身。明清时期，虎患的记录，仍常见于地方志书。在本世纪五六十年代，本区的次生山林草坡中，狐、狸、豺、獾，小麂、野猪，都保存着一定的数量，华南虎、云豹、水鹿等珍稀动物也还出现过；平原谷地的农田里，蛙类、游蛇随时可见；浅海泥滩，留居的鸥鹭、过往的候鸟成群结队觅食。由于生态环境的变迁和长期的人工捕杀，目前，本区野生动物基本上失去生存条件，极为罕见。而人工养殖的经济动物，种类不断增加。

在新石器时代的早中期(距今10，000～4，000年)，丰富的动物资源无疑为本区的原住民提供了很广的食物谱系。特别是过了夏天，植物性食物因为季节的关系开始枯竭，动物就成为他们食品的主要来源。在本区已经发掘的这一时期的考古遗址中，有牛、鹿、猪等兽骨，各种鱼骨、龟鳖甲和大量的贝壳出土。新石器时代中期(距今6000年前后)，本区的居民似乎已经有了畜牧业，潮安陈桥遗址出土的大量牛骨、猪骨显示出这种迹象。但是，我们还不能断定，这些家畜是利用本地动物资源驯化，还是由外地引入。

狩猎畜牧之外，河沼海滩里众多的鱼虾贝类是更容易获取的食物。按当时的人口数量看来，本区的水产资源几乎是取之不尽的。就是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距今3000年前后)以后，农耕成了本区主要社会经济门类，水产品仍然在本区居民的食谱中占着很重要的位置。正因为水产资源的丰富，本区的水产养殖一直要等到明清以后才慢慢发展起来。

本区居民喜食野味、海味，唐宋以来，文献记载不断。韩愈的《南食诗》虽然不一定是在潮州写的，但一席之间，鲎、蚝、蒲鱼、章鱼、江瑶柱、蛙蛤、游蛇，腥臊异味纷呈，也能反映出当时潮州宴席饮食的风格。宋元丰年间，彭延年隐居揭阳浦口村，作《浦口村居》诗五首，第四首写道：“浦口村居好，盘飧动辄成。苏肥真水宝，鲦滑是泥精。午困虾堪脍，朝醒蚬可羹。终年无一费，贫话足安生。”可见北宋潮人日常家居饮食，喜欢用鱼虾贝类做菜。诗中提到的虾脍，也称虾生。鱼虾贝类的生吃，在本区有十分久远的传统，并且直到今天还非常流行。对于外地人来说，这简直是蛮荒的异俗。外地职官在编写潮州地方志书的时候，总要为这种异俗添上一笔。清代乾隆四十年(1775)纂的《潮州府志》风俗篇就记载：“所食大半取于海族，故蚝生、鱼生、虾生之类，辄为至味。然烹鱼不去血，食蛙兼啖皮，……尚承蛮微遗俗。”生吃鱼虾脍，大概是本地饮食习俗特别奇异的例子。不过，动物资源特别是水产资源的丰富，以及本区居民长期以来利用这些资源作为食品，的确造成了本地区饮食文化鲜明的特点。

二土壤资源、水资源的开发利用

本区土壤资源和水资源的开发利用，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文化的演进而不断扩展的。反过来，土壤资源和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对于历史的发展和文化的演进，又有着很大的影响。

本区土壤的总面积共1178．63万亩，占土地面积的75．96％。本区土壤的成土母岩多数为花岗岩。在本区湿热的气候条件下，母岩风化过程受到强烈的淋溶作用，硅酸盐分解淋失，铁铝的氧化物明显积聚，形成红色风化壳。土壤层就发育在红色的风化壳上面。

本区土壤类型多样。主要的土壤类型，有分布于山地丘陵的砖红壤和赤红壤，分布于三角洲平原的沉积土，与滨海地带的冲积风积沙壤。本区高温多雨的气候，使山地丘陵植物生长茂密旺盛，在自然植被条件下，砖红壤和赤红壤表层有机质积聚，含量可超过4％，肥力较高。平原地区的原生沉积土，因土质的不同，有机质含量在1．5％～2．5％，肥力中等偏低。海滨的沙壤，保水保肥的能力极差，十分贫瘠。

本区土壤资源的开发利用已经有很长的历史。在这个历史过程，人为因素和气候因素交互作用，使各类土壤的肥力有着不同的变化。

新石器时期，农耕活动首先是在小河谷两边的低丘台地开始的。覆盖着这些低丘台地赤红壤土层深厚，植物长势旺盛，往往使人产生土地肥沃的印象，而忽视这种上壤肥力容易受损的性质。特别是在采用“火种刀耕”的原始耕作方式的情况下，自然植被除去以后，高温潮湿气候条件刺激而产生的细菌作用，导致土壤中的有机物质迅速分解。土地肥力很快降低，作物收成随之减少，于是，人们不得不将耕地抛荒，重新择地开垦。虽然次生植被会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土壤的肥力，但早期农业开发中采用的耕作方式，已经使土地的肥力受到损伤，现在，本区赤红土壤中有机质一般在2％左右，全氮含量一般少于0.1％，有效磷钾缺乏，很大程度上是人工垦殖的结果。在农业社会，土地的肥力对一个地区的人口密度有很大的影响。由于红壤在本区暖湿气候条件下肥力容易减退，靠作物的种植来维持生活相当艰难，在韩、榕、练三江平原开发之前，本区人口不可能有迅速的增长。

平原地区土壤资源的开发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水资源的利用。多雨的气候和韩江等江河，为本区带来丰富的地表水资源。但是，本区的降水集中在4—9月，而江河的水位又同降雨状况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一年之中，径流量差异极大。夏天汛期，径流之大，两岸间不辨牛马，冬天旱季，河床或至于干涸。这种特点，使水资源的利用比较闲难，特别是在生产水平尚低，人们还没有很好把握水利工程技术的阶段。对地表水不能有效控制，也就难以解决土地开发以后的灌溉问题，实际上，平原地区土壤资源，一直要等到唐宋以后才真正得到开发。

本区平原沉积土壤的开发，首先是从榕江练江上中游和韩江三角洲上部开始的。在这些地段，河床较低，早年河水的泛流，又使河道两旁形成天然堤，汛期不易泛滥，旱季便于引水，土地的开发、作物的栽培收获，都比较有保证。到北宋，这些地段的定居人口已经有了足够的增长。定居人口的增长，为平原地区进一步开发提供了劳力。南宋以后，大量移民逐渐进入韩、榕、练江平原，海堤和江堤陆续修筑完善，并配套了用以引水排水的涵闸。这样，洪水咸潮被阻挡于堤围之外，又通过涵闸而得到控制与利用，平原的土地就能够大规模开发了。经过长期的水旱轮作、改土施肥，原来肥力中等偏低的沉积土壤，熟化成为水、肥、气、热各种性能协调的高产水稻土。

自宋代开始，本区的粮食生产水平，已经接近江浙高产地区。明清以后，韩、榕、练江于原地区粮食产量之高，在全国是首屈一指了。粮食产出丰足，因而有可能养活稠密的人口，促进本区其他行业——例如陶瓷业、纺织业、运输商贸业等等——的发展，从而导致本区的经济模式、社会结构以至聚落景观的一系列变化。可以说，平原地区的土地开发和土壤肥力的改良，对于本区文化演进的推动作用是十分引人注目的。

三矿物资源的利用与工艺技术的发展

潮汕地区的矿物资源矿物资源总是与岩石择类共生。本区的岩石除了少部分片麻岩、角岩、石英状细砂岩和黄色粗砂岩之外，火山岩、流纹岩和花岗岩等酸性火成岩所占的比例达到90％左右，与火成岩伴生的矿物，主要有锡、钨、银、铅、铜、铁等有色盆属和蕴藏量极大的高岭土。

在本区的开发过程中，这些矿产资源大多得到利用。

和所有人类文明的进程一样，本区的历史文化，也是在几块小小石头的敲击声中开始的。岩石，是经常被利用的矿物。在史前期，那些结构单一、硬度较高、易于形成薄片的石质矿物，如燧石、矽质角岩、硅质岩，首先被用来制作工具。在距今8000年以上的南澳象山考古遗址，考古工作者发掘出几十件用燧石和石英砂岩制成的细小石器。本区的原始居民，利用当地的石料，打制成这些小型的刮削器，来剖开在海边滩涂获取的鱼和贝，作为食物。石质工具的制作和使用一直延续到历史时期。即使在铜、锡和铁的冶炼技术已经被人们掌握之后，石器也没有完全废弃。在揭阳中夏东周墓葬群，同时发现青铜器和石器。距今2000年左右的澄海龟山汉代遗址，既有铁器出土，又有砺石和残石器出土。

高岭土也是经常被利用的矿产资源之一。从象山遗址开始，高岭土就被人们用来制作陶瓷器物，一直到现代，还是如此。

商代中晚期的饶平顶大埔浮滨类型文化遗址，有青铜戈出土。这是本区年代最早的青铜器，但是，我们还不能断定，这件武器是本地所铸造。本区缺少富铜矿，不过，铜的蕴藏量在生产规模不大时代，仍然具有开采价值。我们相信，一旦青铜冶炼技术从周边地区传入，本区的原住民就会开始利用本地的铜矿资源。这个时期不会晚于战国。从揭阳云路战国墓所出土大批量青铜器的情况推测，当时本区应该有了青铜冶炼工场。

锡矿和铅矿的利用，年代也很早。揭阳云路战国墓与铜箭镞一起出土的，有7个锡(或铅)箭镞。本区锡铅矿藏丰富，这两种金属的熔点低，冶炼的温度要求远没有炼铜那样高，开采利用应该比较容易。从宋代到清代，本区的铅锡矿有较大规模的开采。宋代文献记载，本区有与银矿铅矿并生的丰济银场和横街、黄岗、锦田三个锡场。近年揭阳车田等处在文物普查中，也发现宋代矿场遗址。在本区，锡矿的开采经久不衰，一直延续到现代。长期利用，使本区的工匠在锡铅器皿的制作工艺方面，有很高的水平。潮州出产的铅锡器享有盛名。

本区年代最早的铁器出土于澄海龟山汉代遗址。在这个遗址还发掘出制造铁器时留下的铁渣，但是，没有发现炼铁的遗迹。从本区晋唐以后墓葬遗址出土的器物观察，铁器已经在日常生产和生活中经常使用。而利用本地的铁矿冶炼为铁，却要等到明代才见诸文献记载。清代，本区的揭阳、饶平、南澳等县共有几十座铁炉。揭阳地都铁场山等处，冶炼场所遗址尚存。

矿物的利用与本地区的文化演进矿物的利用在本地区的文化演进方面有着重要的意义。

首先，矿物被用于制作工具，推动了生产力的进步。石器在很长的时期里，是本区原住民改变环境、改善生活条件的主要工具。从用来剖开贝壳、刮剔贝肉的细小石器，到用来砍斫树木的石斧，用来挖掘土地的石锛，各种石质矿物资源，从质地良好的燧石、水晶、石英质细砂岩，到质地较差的板岩、粗砂岩，都被利用了。在这个过程，本地区的文明，走过了从采集、狩猎，到农耕的漫长岁月。由于金属工具的使用，本区居民能够更充分地开发自然资源。参天的原生乔木被采伐，巍巍的花岗岩石被开凿，随后，建起一座座木架房屋，造出一艘艘小舟巨舰，石板桥横跨江河，石塔高耸云天，文化景观取代了自然景观。

其次，蕴藏量大、品质优良的矿物资源的充分开发，造就了本区的优势行业和优质名产。瓷土的利用是最显著的例子。韩江流域多产瓷土，瓷器生产有很悠久的传统。本区的瓷器生产至迟从唐高宗仪凤年间(676—678)就开始了，潮州市的南郊和北郊发现的唐代瓷窑遗址，已经有一定的规模。北宋是本区瓷器生产最发达的时代，笔架山麓的大龙窑，长度在100米上下，估计每窑至少可以烧制瓷器20万件!北宋以后，本区的陶瓷业除了在改朝换代地方动荡的时期，有过暂时的衰退之外，一直是本区从业人口最多，产品外销量最大的手工行业。宋代笔架山窑的瓷器，使用了刻花、剔花、印花、贴花、堆花等多种手法，工艺丰富多彩，产品中佛像、人像、小动物等工艺瓷，占有很大的比例。工艺美术瓷器制作的传统，被本区陶瓷业的师傅们继承下来，发扬光大，直到今天，美术瓷仍然是本区陶瓷业的名产。

潮汕的楼房为什么都很旧

因为大多是传统民居建筑。

在漫漫潮汕历史长河中，潮汕民居受到经济条件，政治因素，地理环境，文化习俗乃至其他因素的影响而形成形态各异，各具特色的建筑风格和文化内涵。

潮汕明清时期的建筑，多受苏杭园林的影响，常以庭院式建筑为主，如澄海樟林的西塘等。这与明清时期海运业的发达而潮汕对外贸易渠道主要是苏杭一带有关。

潮汕老房子房梁木头为啥一直响

因为：打在木头内的铁钉在热胀冷缩时及与木头摩擦的声音。或是木头与木头中间因热胀冷缩互相摩擦的声音。

潮汕民居的实例举证

构筑得很有特色的潮汕民居太多，年代最久远的潮州府城许驸马府，建筑面积最大的澄海隆都陈慈黉旧居和保留着连续历史序列的澄海樟林民居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许驸马府位于潮州市区中山路葡萄巷东府埕，相传是许珏府第。许珏是宋代潮州名贤许申的曾孙子，北宋英宗时娶了皇族德安郡主，所以有驸马衔，他的宅第，也就被唤作许驸马府。

这座宋代宅第，在明清两代曾经重修。现在的许驸马府，整座建筑面阔42米，进深47米，面积约1800平方米，是一座四合院式庭院。住宅正座三进，左右有火巷排屋，后包是楼房，称“御书楼”。主体建筑采用五柱穿斗式梁架，夯土墙。屋顶为硬山顶，倾角小于20度，出檐平缓。这与明清时期潮汕民居屋顶的形式有较大的区别，据说是保留了唐宋时期的建筑风格。如果从营造方式方面去考虑，这种小倾角屋顶，大概是原来采用蝴蝶瓦砌盖方式。在铺盖瓦顶时，不使用胶结材料，第一层底瓦直接铺架在两桷之间，凹面朝上，第二层瓦将凹面朝下，覆盖住两行底瓦间的接缝。这种屋顶，就叫做蝴蝶瓦屋顶。蝴蝶瓦屋顶的透气性强，能防止梁木受潮腐朽，为南方民居所常用。到近代客家围屋的瓦顶还采用这种形式。采用这种营造方式，屋架不能太斜，否则瓦顶受大风雨或其他外力影响，容易发生溜泻危险。明清时期的潮汕民居屋顶的营造采用灰沙土做胶结物，瓦片粘连结实，倾角也就可以陡些。风格的差别也许能说明许驸马府的建造，确实在明代以前。

许驸马府建筑装饰简朴。门簪为木制圆形，门槛较高。柱子多为圆木柱，门墙柱础均置于石基上。第二进厅前的拱斗有简单的卷云雕刻装饰。与明清时期潮汕大型民居的装饰风格，区别也很明显。

该府建筑形式古朴大方，浑厚坚实，保留宋代住宅建筑的传统特点。1981年列入潮州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9年列为广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陈慈黉旧居是潮汕大型的民居宅院中最有代表性的一座。这座民居坐落在澄海隆都前美乡，包括“郎中第”、“寿康里”、“善居室”三座宅院和“三庐”书斋，兴建时间从清末延续到抗战前。这四座房子连成一片，占地25，400平方米，建筑面积16,000平方米，有大小厅房506间，是潮汕地区最大的宅第之一。

陈慈黉旧居采用中西结合的建筑形式。每座宅院都用潮汕民间建筑的百凤朝阳的传统格局。整座宅院外面又建起一围二层洋式楼房，形成一完整的独立结构。楼房面朝庭院，后墙向外。自外远望，大面积的粉墙与黝黑的屋顶，对比鲜明。宅第的这种外观形式中，蕴含着一种坚实而严肃的内在精神，让人感觉到它的不可冒犯。在高墙后面，宅院成为一个同外界隔绝的空间，保持了静谧和安宁，而宅院格局秩序所蕴含的礼制秩序，同样显得稳定难以改变。

这组建筑的装饰也是中西合璧。或饰以中式金漆木雕，名家书丹的石刻，典雅大方，或饰以西式图案瓷砖，彩色玻璃，金碧辉煌。这些不管是物质外观还是文化品格都存在极大差别的样式被并置在一处，使整个装饰变得十分不协调。但正是在这种不协调的形式中，呈示了一种兼收并蓄的精神力量。

由于宅院平面布置中以洋式楼房代替了围墙，陈慈黉旧居的总体布局已经有了新变化，加上新型建筑材料的使用，这一建筑群在文化景观学上，应属于准传统型民居。陈慈黉旧居建筑形式的新变化，显示出社会经济因素对于民居文化的影响。它对研究潮汕民间建筑及其演进，对研究近代潮汕人文化观念变化，都具有很高的价值。樟林地处韩江三角洲北缘，古时滨海，是韩江北溪出海口—个小渔村，明代后期建寨。清代开始发展海上贸易，乾隆嘉庆间已是一个繁荣的商贸港口。自晚清起，沧海桑田，樟林变成内陆农村，但仍是一个著名侨乡。

现存早期樟林寨民居，大多建于明末清初。平面布局多为方形，中间是一大庭院，有水井。房间绕庭院建成一围，门户朝着院子开。夯土墙壁，向外的后墙较厚，窗小而高。房顶的坡面，朝外一面，较陡而短，朝里一面，则平缓而长。整座民居只有一个大门与外相通，大门关闭，即与外界隔绝。从起居的舒适和方便考虑，这种民居建筑有相当多的缺陷，但它却有显而易见的防御功能。这同樟林建寨初期，海氛不靖，经常受到山贼海寇侵袭的历史背景有很密切的关系。

乾隆嘉庆年间，随着商贸经济的繁荣，樟林的民居面貌大变。社会稳定，商业经济发达，使得樟林人有资力可以改善自己的居住条件。这一时期，樟林兴建了许多高大宽敞的下山虎和四点金民居。

在商品经济的推动下，樟林出现了一些以“街”为名的新聚落，聚落以街道为中心，两旁盖建店铺栈房，多数兼作居宅之用。由于地点的限制，这些建筑平面一般为狭长形，面窄而进深深，布局采用潮汕“竹竿厝”传统建筑形式，并改造成二层楼房，以利用更多的空间。临街下层门面多用作商店，后面是起居室和厨房，中间或留小天井，来解决通风透光的问题。上层做栈房屯积货物。在沿河而建的新兴街很多民居临河的后门，有用条石修砌起来的私家码头。当地人叫它做“踏步头”。厨房就设在后门，妇女们利用码头掏米、洗菜、洗衣服。店里货物，也通过码头进出。一个小小的私用码头，却给主人的生活，带来了许多方便。

当时的樟林，南北商贾往来如云，不少商号构建了精巧雅致的庭园式住宅，以招待外地客人。其中，当推“西塘”为佼佼者。西塘始建于嘉庆四年(1799)，光绪间富商洪植翁购得残址，仿苏州园林风格重建。宅第进门有一小院，中开月洞门与大院相通。大院左边是一堵花墙，右边是居室，前面为庭园。庭园以假山为主体，山峭洞幽。山下挖一曲池，小桥流水。亭台水阁，上下呼应，间以奇石异卉。庭园占地虽仅亩余，而各种造园手法，摩不具备。其厅堂居室，则保持潮汕传统民居建筑特点。

民国初年，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南洋经济萧条。樟林侨商多携资归梓，大兴土木，建造宅第。这些以“里”命名的民居聚落，大多数为传统的驷马拖车格局。在功能方面，它呈示出来的仍然是聚族而居的古老传统；在建筑形式方面，使用水泥构件、洋瓷砖、彩色玻璃等新型建筑材料，显示出这一时期民居建筑的进步。

樟林民居完整的历史序列，反映了不同时期社会经济因素对传统民居建筑形式变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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