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文章给大家谈谈翻修老房子古风，以及关于孔夫子对应的知识点，文章可能有点长，但是希望大家可以阅读完，增长自己的知识，最重要的是希望对各位有所帮助，可以解决了您的问题，不要忘了收藏本站喔。

和平古镇的主要景点

从开科取仕以来，和平出了137名进士，有进士之乡的美誉，这与已有千年历史的和平书院密切相关。如今我们看到的是通往和平书院的青石板路，许许多多的和平学子就是通过这条路成就了功名。和平书院始创于后唐，创始人黄峭（871年－953年）。唐时，黄峭之父从河南到邵武做官时，发现和平水向西流，非同一般，因此把家安置在和平。其子果真应证了和平风水好，十八岁考上进士，官至五代后唐工部侍郎。在朝做官时，黄峭最大的抱负就是“复唐”，在感到复唐无望时就弃官归隐到和平，并创办了和平书院。黄峭娶妻妾三房（上官氏、吴氏、郑氏），并且每房都生了七个儿子，共计21个。在其八十大寿时，把21儿子召集起来开了一个家庭会议，命令各房仅留长了尽孝送终，其他十八个儿子各得一匹马与一斗瓜子金，并口占《遣子诗》赠别：“信马登程往异方，任寻胜地振纲常。足离此境非吾境，身在他乡即故乡。朝暮莫忘亲嘱咐，春秋须荐祖蒸尝。漫云富贵由天定，三七男儿当自强。”就因他的开拓思想，到20世纪黄峭后裔已遍布世界各大洲，达4000多万人。邵武和平古镇已成为联系海内外4000多万黄氏后裔的纽带。

和平书院的北向大门的设计非常讲究，顶部形状像一顶官帽，反映了旧社会读书为做官，“学而优则仕”的思想，三扇门形成了一个“品”字，意味着要当有品级的高官。进入书院大厅，必须登十三级台阶，前六级为努力读书，从第七级开始为七品至一品，寓意步步高升。大门上方的木雕月梁为打开书卷的样子，寓意“开卷有益”。“书卷”上原本镶嵌着“天开文运”四字，令人惋惜的是现已不在。和平书院初创时是一座黄氏宗族自办学堂，专供族中子弟就学，开创了和平宗族办学的先河。邵武南部各姓氏宗族竞相效仿，宗族办学自此相沿成习。自宋以后，和平书院逐渐成为一所地方性学校，吸引了一大批历史上著名人物到书院讲学，如宋代著名理学大师朱熹、杨时都曾到和平书院讲学过。据说现存和平书院的东面门上“和平书院”四字就是朱熹题写的。和平历史上文化教育的发达，营造了和平千余年读书求学的氛围，文风炽盛，造就了一批又一批英才人杰。如宋代大理丞黄通、司农卿黄伸、榜眼龙阁侍制上官均、元代国史编修、文学家黄清老等，都是从和平书院走出来的。和平书院可以说是邵南人才的摇篮。“和平书院”的一脉书香至今仍氤氲在乡民的衣袖间。李宅

在和平东门街旁有一座岁进士牌坊，是和平现存唯一的岁进士牌坊，为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岁进士李友杜所立，同治年间重立。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南宋名相李纲第七子秀之一支的后裔聚居和平，所居之处称“李家巷”。据《庆亲里李氏宗族》记载，清代时此巷李姓一族出了三名进士，因此又称此巷为“进士巷”。穿过进士巷便是李宅，其门楼古朴壮观。李宅是古镇现存仅有的两座明代建筑，其结构特点是，大合院套小合院，既独立又相联。天井讲究四水归堂，采用明沟导流。厅前两根巨柱竖立，为明代建筑特点之一。

李氏大夫第

位于和平古镇东门。此门李氏清晚期“一门九大夫”。建于清同治年间的李氏大夫第，为奉政大夫、知州李春江，奉直大夫、直隶州州同李奇川的宅府，俗称“李恒盛”（寓为永远繁盛）。其门楼砖雕精致细腻，人物形态栩栩如生，美轮美奂。八字面的墙上有四幅《三国演义》里的典故：“斩颜良”、“华容道”、“长坂坡”、“博望坡”和“宋太祖千里送京娘”，还有雕刻精美的松、竹、梅、鹤、鹿、麒麟等组合的画面。所雕的龙在下、凤在上，是典型的清同治间产物，历史时代特征非常明显。该大夫第建筑面积1000余平方米，四合院式天井院建筑，南侧有木构二层护厝。合院内三进厅，均三开间，穿斗式构架，大式作法。门棂、窗棂、雀替等构件雕饰花草图案和人物故事。石柱础，均有桎。厅堂柱上原有用大毛竹片雕刻的一副意义深刻的对联：天下第一等人忠臣孝子；世间只两样事耕田读书。充分体现了儒家传统文化――忠孝与长期的耕读文化。站在第三厅的中央可远望二进厅屋顶有一个四不象怪兽的屋脊装饰，即古朴又神秘。

黄氏大夫第

黄氏大夫第是黄峭第三房郑氏第十九世孙黄映璧的宅第。该门黄氏自雍正至嘉庆间祖孙三代均诰封为大夫，谓为“一门三大夫”。黄映璧为清嘉庆十七年（1812年）奉直大夫、直隶州五品知州。黄氏“大夫第”号“大东家”。位于镇区北门的黄氏“大夫第”共有三座院落，分别位于和平主街东西两面，占地面积2000余平方米。街东两座并列相联，坐东朝西，后宅原有花园和戏台，令人感到缺憾的是，戏台已被拆除。和平民居建戏台在21世纪还只发现这一例，绝无仅有，实属罕见。街西一座，坐西朝东。黄氏大夫第主院落建筑技艺精湛。砖石构牌坊式八字门楼，砖雕精美，富丽堂皇。四幅主画面采用粗犷的写意技法，雕刻了梅、竹、松，锦鸡、鹤等物，谐喻“松鹤延年”、“富贵长留”、“竹报平安”、“锦绣美满”。既有深刻的文化内涵，又有浓郁的地方特色。主合院为三进二厅，正厅为一厅三天井，均三开间，南侧有护厝。房子为穿斗式构架，大式作法，木构件小巧细致，瓜柱、月梁、雀替、花窗、隔扇的雕饰精美，栩栩如生。花窗除了雕刻精美的花草外，还雕刻了蝙蝠和鹿。蝙蝠象征“福”，鹿象征“禄”，充分表现了主人祈求福禄的美好心愿。这里的天井，采取暗沟排水，水漏设计成铜钱状，且雕凿精细，蕴含“肥水不流外人田”之意

廖氏大夫第

廖氏“大夫第”，又号“廖健顺”，建于清同治间，为朝议大夫、四品衔广东候补通判加三级的廖传珍宅第。此房廖氏晚清时祖孙三代“一门四大夫”亦儒亦官亦商。廖氏大夫第共4座院落，占地2000余平方米。临街两院落三进二厅三天井，前店后宅。位于西门的两座坐东朝西，主院落三进二厅二天井，另一院落为单进厅。西门廖氏大夫第主院落三进二厅，面积500多平方米。大门有些斜，取的是正西方向，是廖氏大夫第的特点之一。主院落的第一进在主门楼外，且仅在两侧建廊楼，楼上为书房，名“课子楼”。门楼仅有少许砖雕花草图案，简朴无华；门额镌刻楷书“大夫第”三个大字，遒劲有力。“课子楼”的雕饰题刻及楹联书画俱精，文化内涵丰富深刻，为上乘的艺术佳作，是传统文化的体现，其建筑吸收西方建筑文化，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标志和见证。南侧廊楼的一株古柏，是建廊楼前就有的。建房时保留古树，让其穿屋而出，是中国古代哲学中强调天地自然、时空与人事的和谐，注重环境协调和生态保护的“天人合一”思想在建筑上的体现。一首题为《穿房柏》的诗写道：“根扎雕廊下，干穿房顶荫。雕廊颜色老，虬柏绿犹新。”这是对穿房柏真实的写照。厅堂上“贤孝可风”的牌匾是清代晚期邵武府正堂朱锡恩褒奖廖德昌的儿媳、廖玉堂的妻子付氏宜人的。付氏宜人是一个贤良、讲孝道、热心公益的人，是一个公认的贤妻良母。门朝西的廖氏大夫第临街的院落，三进二厅三天井，前店后宅。房屋穿斗式构架，三开间。瓜柱、门棂、花窗雕刻花草图案、历史故事。窗雕有二十四孝中王祥“卧冰求鲤”、黄香“咨蚊饱血”和“孟宗哭笋”的典故。除此之外，还雕刻历史上著名的故事，如萧何月下追韩信、关羽在华容道放曹操的故事。这些雕饰，技艺精湛，人物传神。

此外，和平古镇还有司马第、郎官第、“恩光”宅、“贡元”宅等。

郎官宅

位于古镇主街西侧的郎官宅，为现存二座郎官宅中的一座。这座郎官宅，门面朴实，砖雕窗户却精美无比，寓意深刻。窗棂用青砖精雕细刻而成，分别刻了琴、棋、书、画四样东西，充分彰显了这家主人――清光绪年间的书法家杜林光的艺术品味。

“恩光”宅

“恩光”宅位于古镇北门，此宅门楼用青砖建成，砖雕少许，朴实大方，“恩光”二字就刻在门额的青石板上，笔画苍劲有力。“恩光”宅有两大特点：一是大门朝北，在和平极其罕见；二是厅堂不在天井后，而在天井旁边，与其他的古民居厅堂在天井后不同。和平古镇现存东北两座谯楼。东门谯楼是三重檐歇山式，而其他三座谯均是两重檐的。东门谯楼，门洞用石条砌成，墙体用大块的卵石筑成。城墙脚下的这块“禁止搬运、保固地方”的石头，是和平“旧市三禁碑”之一，为清代设立。由于当时社会地主少、农民多，农民每次把收成的大部分上交给地主，在青黄不接的时候，粮价上涨，地主就把大部分的粮食外运到邵武城关或福州，造成产粮地变为缺粮地，农民面临饥饿的威胁，因而设此碑，并轮流放哨，规定所有私自外运的粮食都必须没收或低价收购，因而它起到维护当时的粮食市场的作用。北门谯楼，当地人称“武阳楼”，因它对面的山叫武阳山，清同治年间翻修过。城门的门洞用条石砌成，比东门门洞高大。城门两边各保留了一段用鹅卵石筑成的明城墙，鹅卵石上长满青苔，漫漶的缝隙间长着青青野草，四季皆有野花开放，充满了诗情画意。风雨谯楼，见证百年夕阳烟雨；古朴城门，迎送多少古镇喜忧。谯楼走过的是悠悠岁月，形容虽然残破斑驳，留下的却是耐人寻味的古镇历史。

和平古民居的朝向，大多是坐西朝东，或坐东朝西。这种朝向导致夏天太阳长时间从天井上方照射至厅堂，使厅堂酷热难当。为了解决避暑问题，这里房子采取了两种遮阳的方法，即轨道推拉式和卷帘式。黄氏大夫第朝西的两座合院采取的就是轨道推拉式遮阳法遮阳。这种遮阳法就是在厅堂檐前梁枋上设置活动机关，用牡蛎片制成既可遮阳又可采光的遮阳板。若要遮阳就拉动机关的拉线，遮阳板就顺着轨道往天井上方运行，直至完全遮挡住；而将拉线反向拉动，遮阳板便往回运动。另一种转轴式，即用一个转轴来卷放遮阳布。廖氏大夫第使用的是这种里遮阳方法。位于南门的“谢氏粮仓”，又名“谢氏庄仓”，为清中期建筑，外观为斗砖封火墙封闭的四合院式，风火墙有明显的徽派建筑特点，占地面积约2000余平方米。粮仓木制，仓底板距地面20－30公分以防潮。粮仓大部分保存完好，是一处罕见的古代庄园主粮仓。

旧市义仓位于古镇东。早在明代，和平即已建有义仓。义仓主要用于救助孤寡贫病和灾荒之年赈济灾民。现存的义仓，建于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占地近400平方米。建筑外观为斗墙封火墙四合院式，内设仓房4间，可储谷1000余石。由于年久失修，现在所看到的义仓已非常破旧，而嵌于墙中的石板上刻的义仓条规和建义仓的功德碑仍然清晰可辨。和平古镇有“天后宫”、“万寿宫”、“三仙宫”，谷称“旧市三宫”。

天后宫位于古镇区街北，坐东朝西，临大街，建于清咸丰八年(1858)，奉祀妈祖娘娘。邵武历史上造纸业发达，和平的廖健顺、李行升两个家族在清代时赴福州、广州、上海、天津等地经营纸业等贸易，因而发家致富，成为富甲一方的巨贾。该天后宫是廖健顺、李行升等为首捐资众助所建。占地400多平方米，有上下两殿，并建有戏台。每年元宵节，以8人抬的官轿抬出木雕妈祖圣像花灯游街，宫内演戏。天后宫平时兼作“福州会馆”，多为纸商聚集处，用以洽谈生意及交流纸业行情。

万寿宫位于古镇区街北，坐东朝西，临大街，为清中期江西旅邵商人所建。占地约500平方米，砖石构四柱三间单门，八字开牌坊式门楼，门楣为青石板阴刻篆书“万寿宫”三个大字，砖雕内容丰富、技艺精巧。有上下两殿，仅上殿供奉一尊巨型许真君塑像。该宫不迎神，不祭祀，实际被作为“江西会馆”，是江西商人在和平的聚集和活动场所。

在古镇东门内东北侧，有一座道教观宇――三仙宫，又名“灵仙观”，坐西朝东，为上下两殿，供奉邱、王、郭三仙塑像。

“延喜宝奄”位于和平主街的西面，距黄氏“大夫第”30余米，是镇区内唯一的奄堂。“延喜宝奄”始建于元朝，后几毁几建，现存主体建筑为清代所建，20世纪八十年代，进行了修葺。进门便可看见“大肚能容容天下可容之事，开口便笑笑天下可笑之人”的弥勒佛，大殿供奉观音菩萨。和平古镇保留了完整的古街巷。城堡内有两条分别连接东西城门和南北城门的街，街道两侧纵横交错的大小巷道都是中间铺青石板，两边铺鹅卵石，有的全部铺河卵石。贯穿古镇南北的旧市街，被誉为“福建第一街”。古街全长600余米，宽6－8米，街中心全以青石板铺筑，因北高南低的地形关系，街道随形就势形成“九曲十三弯”，宛如一条腾空欲飞的青龙。古街两旁分布着近百条纵横交错呈网状的古建卵石巷道，或长或短，或宽或窄，高墙窄巷，古朴幽远。古民居鳞次栉比，既有中原古风，又具地方特色，堪称古民居的瑰宝。东门街两旁老房子挤挤挨挨，多为砖木结构。街面铺设石板，块块光滑，雨后更是光洁如镜，如诗如画。街面每隔100米就有一个用条石铺成，状似棋盘的图案，当地人称其为棋盘石。

走进和平镇，你还会为其至今保留的传统文化、古朴民俗以及丰盛特产所叹服。“和平书院”的一脉书香仍氤氲在乡民的衣袖间，民间尊师重教乐学之风浸润着莘莘学子。原始傩舞、婚庆民俗、稻田养鱼、田埂种豆，听导游介绍古老的民俗风情不失为一种享受。而农家水酒、和平鲤鱼、和平豆腐、和平米粉、观音茶等，则让游人体味千年古镇的闲适与温情。

它是饱含南武夷乡土气息的山歌，从遥远传唱至今；它是一颗古朴的明珠，从遥远璀璨到今天；它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博物馆，抖落的是尘埃，留下的珍贵。它就是奇迹般地保留着300余栋明清古民居的和平古镇。

和平镇位于邵武南部，是一座有四千多年历史的文化古镇，是古代邵武通往江西、泰宁、建宁、汀洲的咽喉要道，而且福建出省三道之一的隘道“愁思岭”就在和平境内，因而也成为兵家必争之地。自唐代以来，历设里、乡、分县建制。这里文物古迹星罗棋布，不仅有城堡、谯楼、分县衙门，由明末著名军事家、民族英雄袁崇焕题写塔名的“聚奎塔”，闽北历史上最早的书院----和平书院，还有许多庵庙宫观、祠堂及义仓，更有近300余幢明清民居建筑，仅建筑技艺精湛、雕饰精美、外观壮美的“大夫第”就有5座，是我国保留最好，最具特色的古民居建筑群之一。保留完整的600多米长的古街，素有“福建第一街”之称。这里读书求学氛围浓郁，文风炽盛，人杰地灵。从唐代到科举废除时，和平出了137名进士，被誉为“进士之乡”。这里民间文学、民间音乐、戏剧舞蹈遗存相当丰富，仅舞蹈种类就达70余种，主要有花鼓灯、七巧灯、踩高跷、刀花舞等，而尤为珍贵的是和平保留下始于奴隶社会的傩舞，可谓是古文化的活化石。走进幽邃的古镇小巷，悠悠古韵扑面而来，令人眼界开朗，心生感叹，浮想联翩。

和平古称“禾坪”（禾苗的禾，草坪的坪）意为地势平坦，盛产粮食，是一座古城堡。新石器时期，古越先民就在这儿繁衍生息。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始于唐代。唐时称“昼锦”，宋为“昼锦乡和平里”。因唐代这里已经人口稠密，形成繁华的街市，故宋以后又称“旧市街”。元承宋制。明为“三十三都”，万历年间和平开始修宝塔、建城堡。清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设和平分县。

明万历二十年（1592年），一些大户人家时常遭山贼土匪强扰和掠夺，在黄氏族裔黄显岐、黄若岐首倡下，修建和平城堡。城堡周长360丈，占地0.43平方公里。修建和平城堡就地取材，全部用河卵石砌成，别具匠心。城堡辟有四大门、四小门，东西南北四个主城门，并在门上建谯楼，用于瞭望。

和平古镇不乏豪门巨宅和有价值的建筑。

城堡内青石板和鹅卵石铺成的小巷纵横交错，光滑的鹅卵石记载着古镇的繁华与沧桑。

关于孔夫子

解密：中国落后西方，谁是祸首？

孔夫子作为中国儒学代表人物，他的思想在封建社会被奉为经典，受人推崇，历代君主都要大力宣扬儒学思想（是这么一回事吧？）。我觉着单从论语这本书来看，作为一部优秀的语录体散文集，它以言简意赅、含蓄隽永的语言，记述了孔子的言论。《论语》中所记孔子循循善诱的教诲之言，或简单应答，点到即止；或启发论辩，侃侃而谈；富于变化，娓娓动人。

可是，为什么新文化运动开始后，要批判孔子呢？为什么要批判这位大圣人呢？如果他的思想是错误的（尽管我看不出来呀！）那为什么如今又重新推崇开了呢？

简单说，一切变化都来自于中国近代的不自信，也反应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水准。

1。孔子是个善良的可爱小老头，有点象胡耀邦，他的思想好坏，对错，都没什么大不了的，当时是“百家争鸣”，有老子，墨子等等更牛比的人。

2。汉朝“独尊儒家”，是为了借用孔子的部分东西以巩固统治，孔子的本意被歪曲了。无论如何儒教正式从此一统江湖，就如武侠小说一样，哪个流派得到政府支持，这个派别就会成为武林盟主。但是，这个时候的儒教不等于孔子。

3。隋唐有了科举。儒教是考试内容。儒教进一步独大。

4。宋朝：科举，儒教，科举，当官，三位一体，彻底垄断中国知识分子的思维。

5。明朝：把宋朝的变态理学列为科举内容。这也许是因为宋朝的理学发明者性“朱”，而明朝皇帝也姓“朱”，也许和理学更适合维持统治。注意，这个时候的“儒教”或者“理学”，与孔子思想更是相差甚远，明朝曾经禁止孟子的学说，后来因为知识分子反抗，把儒家另一个大人物孟子的书删改80余处，才可以发行。删改的是孟子说了“民为重，君为轻，社稷次之。

6。清朝和明朝类似，到了晚期废除科举。

7。民国：孙文，鲁迅这些愤青，学识不怎么样，但敢于借助日本等列强的势力“革中国人的命”，要把中国传统文化彻底否定，包括孔子，也包括中医。

8。五四运动，愤青继续否定传统文化，后来的文革和此类似。

9。我朝：毛时代，批孔是反封建，但同时更是另有所指，反孔是个借口和幌子。

现在，市场经济，金钱第一，道德败坏，有的人希望用传统文化恢复社会风气，但我觉得这和学雷锋一样，首先是上层人当“雷锋”做“孔子这样的圣人”，否则，百姓会学么？

更有甚者，某些人希望用儒教代替马列主义，让儒教再次成为中国的国教。还有一个原因，中国人喜欢跟风，似乎傍上古人就显得自己深沉有内涵有知识；最后是经济效益，能挣到钱能出名，当一次“芙蓉姐姐”又如何？

中国文化落后了，是事实。文化包含很多方面，比如科技，思想，艺术等等。但是，造成落后于西方的罪魁是儒家，是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中国再没有其他学派的土壤，和先秦比，汉朝之后基本是一直在衰落，和什么“外族”入侵没什么关系。汉朝之后，朝代好好坏坏，但再好也无法和先秦相提并论，没有本质差别。

为什么中国再也没有春秋战国时代的辉煌？战乱年代或者和平年代，都没有了。关键是儒家排斥其他学派，最明显的例子是，先秦时代的古籍文化，保存到今最完整的是儒家的玩意。其他学派早被边缘化，直到有的消失了。

儒家一统人们的思维，科举，当官和儒教三位一体，而西方人没事的时候可以作实验玩玩。

我认为，唯一和春秋战国时代有点类似的，是元朝，是真正的世界领先，不那么独尊儒家，也因此，现在被儒教弟子骂的很惨。

儒家和汉武帝确实是祸首。汉朝的科技和政治体制不如古罗马帝国,唐朝和宋朝的科技不如伊斯兰帝国.而欧洲的文艺复兴和后来的启蒙运动几乎是把所有这些好东西加起来，更有创新。

欧洲文艺复兴的时候，正是明朝时代，明朝知识分子在玩理学的八股科举，或者写写黄色小说，中国怎么能不落后于西方？

下面这个文章很好：

-------

李零：传统为什么这样红——20年目睹之怪现状

李零

（一）传统为什么这样红

这是我和大家讨论的问题，大家身边非常热闹的问题。

前一阵儿有件事，大家都知道，就是“红心鸭蛋”事件。鸭蛋为什么这样红？事情比较简单，质监局一查就查出来了，鸭蛋里面放了苏丹红。但我们要谈的事可不一样，后边的背景很复杂。

台湾有家报纸，登过篇文章，题目是《孔子为什么这样红》。它是学我们的老电影，《冰山上的来客》，雷振邦的插曲《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孔子为什么这样红？这是个敏感问题。不了解前因后果，不能理解它。比如，于丹为什么这样红？知识分子的眼睛为什么这样红？不管是高兴的红，生气的红，嫉妒的红——电视广告词：酸不溜丢的山里红。

现在，《论语》走进千家万户，民工发，监狱学，领导高兴，群众欢喜，知识分子不能太孤立，自绝于领导和群众。

有人说，孔子死了，2500年才出了个于丹，太可爱，太可爱；就她把孔子讲透了，讲活了，了不起，了不起。这是捧。

有人说，此人活像一说书的，讲的全是心灵鸡汤，心得是她的心得，跟《论语》有什么关系？夫子之道，全让她糟蹋了，我们得保卫孔子，保卫他的道。这是骂。

还有人，深得中庸之道，说人民群众读《论语》，传统文化被发扬，毕竟是好事，我支持你，但《论语》也分雅《论语》和俗《论语》，人民群众归你管，知识分子的地盘你休想进。我们知识分子讲《论语》，那是另一番天地，我才不带你玩儿。

这三种反应，和我无关。

不错，我是知识分子，但最不乐意戴这顶帽子。儒这个林大了，什么鸟没有。

填表，我是群众（群众是集合概念，其实应叫群众分子，和知识分子一样）。群众有什么了不起？人多势众，未必真理在握。我还是群众一分子呢。一分子就是一分子，他们代表不了我，我也代表不了他们。

一本书，一人读，想不到闹出这么大动静。我读《论语》，就是我读《论语》，自己写点读书笔记，讲点个人想法，谁也不代表，犯不着绑上一堆人说事。

现在，举国若狂，复古一边倒，不正常。我的声音太小，但我要大声说给你们听，请大家认真想一想，传统为什么这样红。

（二）什么是传统？

“传统”这个词儿，现在地位很高，高得吓人，除了过去的“革命”，啥都比不了，谁敢说个不字？

大家记住了，这是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的神话，将来肯定是笑话。

传统是什么？不就是过去，好的坏的，一锅乱炖，跟现在没什么两样，用不着拔高，用不着贬低。《兰亭序》说，“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我儿子看我，和我看我爸爸，道理差不多。祖宗留下的东西，什么没有？你别以为，大浪淘沙，剩下的全是金子。

孔子说，“三年无改于父之道”才叫“孝”。杨伯峻说，“道”是正面的东西，爸爸的合理部分。但父母留下来的东西，合理的，三年不许改，三年以后就可以改了吗？难道我们要改的，不是爸爸不合理的部分，反而是他的合理部分吗？

我的看法，祖宗留下的宝贝，最大一件宝贝，是中国人。古今中外，一切遗产，都是为我所用。人吃饭，人是主体。不管什么饭，总是被人吃。饭不能分体用。“中餐为体，西餐为用”，那不是笑话？但我们自己，也有毛病，甚至是浑身的毛病。《孝经》，开宗明义第一章，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好坏都不能拒绝。比如我爸爸的礼物是震颤，我他＊的礼物是过敏。遗传病，年轻没事，年纪大了才暴露。可见就是体，也是好坏参半。

传统，谁都有。比如美国，立国不过200年，家家藏枪，就是传统，所以老有校园枪击案。当然了，溜门撬锁的也要小心，私闯民宅，人家会开枪。

孩子是自己的好，但别人的孩子未必比你差。你排斥人家，人家不排斥你，吃亏的是自己。西方人，开口闭口，言必称国际，你的我的，都是他的。国际二字，背后有霸道，但他们四海为家，气魄比我们大。

（三）西化有什么可怕

全盘西化是个不争的事实，但大家最爱争。我讲全盘西化，不是价值判断，而是事实判断。不管好不好，爱不爱，这是大局已定的事情。你只要睁眼看一看，周围的一切，几乎全是西方文化，哪怕是国产自己造。

我们中国人，特别自豪的一件事，就是历史上，我们特别能化人。古书上讲的“柔远能迩”、“远人来服”、“归义”、“归化”，都是讲这类事。就连最不济的宋以来，汉族两次被异族统治，我们还是把他们给化了。还有，抗战时，我们讲四大发明，国人称为文化馈赠，很自豪。但结果怎么样？人家学了，却拿船坚炮利来还礼，我们又学他们。

可见，老师和学生是换着当。

中国人的心态很简单，我化别人，我爱听；别人化我，绝不行。近代中国，明明已经被人化了，有人还在幻想，说蒙元怎么样，满清怎么样，那么大的块头儿，不也叫咱们汉族给化了？多少年后，还会大翻盘。凤凰卫视，文化大观园，文怀沙说，王鲁湘，你的唐装是满服，我穿和服，才是唐装，日本把中国灭了，没关系，结果是，中国多了个日本族，第57个少数民族（这话，不仅中国人听了生气，日本人听了也生气）。

现在的日本，现在的美国，你给我化化看，别做梦了。想不到这种明摆着的事，照样有人犯糊涂。

谁化谁，表面是争谁的文化更优越，其实是争支配权。我占有这个势，怎么化都行，什么你的我的，全都是我的。没有，才分彼此，才争高下。想不通的事，换位思考，道理很简单。

中国近代史是部挨打的历史。中国人挨打，中国文化也挨打，打得失魂落魄。一是揍出一个国学来，我叫“国将不国之学”。二是剩下一堆国粹，其实是全盘西化还来不及化，或化而不动，最后剩下来的东西。好像熬药，药被人喝了，留在砂锅里的，全是药渣。原汁原味，本来是药，没有药，只好拿药渣说事。所谓国粹，其实很多是国渣。前一阵儿，各地申遗，什么都申，很多就是这类东西。其实不少是这两年刚造出来的东西。

还有一样，令人自豪，则是我们的国宝。这是真正的宝贝，西化化不动的东西，只能毁而不能造。造出来的都不是国宝。我们中国，历史悠久，文明辉煌，当然很自豪。古迹、古物和古书，尽管使劲糟蹋，留下的东西还是不少。物质文化遗产，实实在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虚虚假假。

古董，很多本来也是普通玩意儿，日用的东西，家家都有。毁的毁，弃的弃，最后剩下来，全是宝贝。保古和西化，如影随形。西化的破坏，反而抬高了古董的身价。

文物，摆进博物馆的展柜，都是稀罕玩意儿，无所谓精华糟粕。糟粕精华，只有进入现代生活的东西，还在使用的东西，才有这类问题。我们把古董摆进展柜，但不必把自个儿也摆进去。

（四）国学是国将不国之学

前一阵儿，国学网选国学大师。尹小林问我，哪些人算国学大师。我跟他说，举国若狂谈国学，大师不大师，暂且搁一边儿，咱们先得问一下，什么叫国学？

国学是个混乱概念。

什么叫国学？研究中国的学问就叫国学吗？不是。第一，没有西学，无所谓国学，国学是对西学而言，郑玄不是国学家，戴震也不是。第二，人家外国有汉学，同样研究中国。比如20世纪上半叶，法国汉学很牛。汉学不能叫国学。他们从周边国家讲中国边疆，从中国边疆讲中国内陆，比世界眼光谁大，比精通语言谁多，我们的大师（如陈寅恪），毫无优势可言。当时，五大发现，全和外国人有染，真让国人气短。陈寅恪、傅斯年，他们到外国干什么？就是出去偷艺。他们心里，全都憋着口气：人家看不起，暂时不说话，三十年后，再与他们争胜。

我的看法，国学虽刻意区别于西学，但实质上是“国将不国之学”。它跟西学争胜，越争气越短。新学，就连国学家也学，即使最最保守者也学——明着不学偷着学。大家要找原汁原味，几乎没有，其实都是不中不西之学，不新不旧之学。所谓大师也很简单，全是推倒重来，白手起家，创建各门新学术的人。

现在，一般人的印象，读古书就是国学。比如章太炎、黄侃，杨树达、余嘉锡，还有钱穆，这样的人才算国学大师。如果这才叫国学大师，很多人都不能算，国学的阵容很可怜。

我的意见，近代学术，有些太新，不算国学，最好归入西学；有些太旧，也不算，最好归入清代学术。比如考古学（archaeology），就是地地道道的外国学问，绝不是宋人讲的考古学；还有历史比较语言学（philology），也是地地道道的外国学问，绝不是清代的小学和考据学。李济、夏鼐，不算国学家；李方桂、赵元任，也不算国学家。

大家说的国学，很多都是不新不旧之学，什么算，什么不算？标准很难定。如所谓罗（振玉）、王（国维）之学，材料是五大发现，全是新材料，他们和法国、日本的学者有不少交流，眼界也很新，这种学问，大家叫国学。但中国边疆史地的研究算不算，好像不算（地理系，现在归理科）。中国哲学史的研究算不算，让哲学系一讲，当然算，特别是近代尊孔的名人，更是绝对没跑，肯定都是国学大师，就连释道二藏也算是国学。

大家都知道，史语所的“史”，是用考古学改造传统的经史之学；“语”是用历史比较语言学改造传统的小学和考据学。这样的学问，都是不新不旧。还有清华国学研究院，所谓国学也是不新不旧，有些还是严格意义上的新学。

现在，最奇怪的是，连季羡林都成了国学大师。人家自己都说不是，好事之徒，还要把这顶帽子扣在他的头上。这也反映了国学概念的混乱。

（五）国粹多是国渣

国粹是个可笑的概念。

中国古代，两河文明，黄河流域比长江流域要发达一点。从前的中国，头在北方，屁股在南方。近代，情况反过来，“鬼子”从海上来，现代化从东南往西北推，屁股变成头。最先进的跟最落后的凑一块儿，反而成了欢喜冤家。西化越凶，才越讲国粹。

古人说，楚地多巫风，江南多淫祀。明清时期的闽越还是如此，拜拜的风气最浓。我们的同胞，漂洋过海，把这些文化带到香港，带到台湾，带到海外的唐人街，在很多外国人看来，最中国。他们成了中国的窗口。唐人街，舞狮子，舞狮子是汉代传入的外来艺术。港台好武侠，武侠是人文幻想加义和团，专打外国人。好多人说，礼失求诸野，求出来的礼，很多都是这类东西。

中国的国粹是什么？很可怜。全是西化剩下来的东西，有些城里化了，乡下没化，沿海化了，内地没化。中医中药，国剧（京剧）国术（武术），还有中国菜，数来数去没几样。

我们，身上穿的，屋里用的，衣食住行，一切拿眼睛能瞅见的，几乎全是洋的。我们的词汇，留下了一堆“洋”：点灯用洋油，烧饭用洋火（或洋曲灯），穿衣用洋布，就连梳头洗脸，也是洋瓷脸盆洋胰子。

衣，中国传统，特重发式和衣冠，披发束发，左衽右衽，所以别蛮夷。满人入关，为争这口气，死了很多人。衣服的进化，全世界差不多。早期，裁剪技术不高，全是拿片布，往身上一裹；第二步，才宽袍大袖。紧身衣，类似运动装的衣服，往往和军事、体育有关，特别是骑马，我们叫胡服。所谓深衣、汉衣冠，早就没了。真国粹，有，农民穿的土布衫、免裆裤，大家不爱穿。

食，我们以为特国粹。其实，打新石器时代就粹不起来。烹调方法不说，材料是五花八门。五谷之中，只有小米、糜子是北方原产，水稻是南方原产。历史上，多少动植物，都是引进。比如各种瓜，除了香瓜，多半都是外来。现在的东半球，据说1／4的食物，全是来自西半球。比如辣椒从哪来？烟草从哪儿来？西红柿从哪儿来？红薯从哪儿来？都是来自美洲。没有辣椒，还有什么川菜？

住，古城，秦始皇铭功刻石，自诩堕坏六国城郭，我们比他还厉害，拆；城里的胡同四合院，拆；这些年，农村的老房子，也都扒了。我回老家，就连北方的土炕（从新石器时代就使用）也都扒了，年轻人要睡席梦思。

行，也是汽车、轮船、飞机的天下。就连自行车，也是外来，我们老家叫洋车子。

祖宗留下的，还有什么？我是说，生活层面的东西。抓耳挠腮，大家想到了语言。中国文学，总得用中国话写中国人，汪增祺如是说。但就连这事，也要打折扣。研究外来语的都知道，我们的汉语，很不国粹，哲学术语、科学术语、军阶官衔、制度名称，几乎全是外来语（很多都是日本传来的假汉语），甚至语法也大受影响。

唉，就连最最国粹的汉字，也被简化了。港台的同胞想不开。

（六）国宝要保不要造

中国历史太悠久，地上地下宝贝多。古人说，地不爱宝，稍一动土，就有发现。

古迹古物，和我们的万里河山分不开。保护自然生态，保护文化生态，是我们肩上的重任。

我们的地面遗迹，长城、大运河，很宏伟。长城断断续续，运河断断续续，保护起来最费劲。后者的现状非常惨，我亲眼目睹，不是排污渠道，就是垃圾坑。利用南水北调，古的变新的，不像话；不利用南水北调，又没有钱。

中国的考古发掘，年年大丰收，但盗掘也十分猖獗。

传世品和出土品，书画、陶瓷、青铜器，博物馆的收藏很丰富。近两年，全国都在盖新馆。但很多文物流入私人手中，流入海外市场。

地面遗迹，《封禅书》、《郊祀志》、《水经注》等书所载，如甘泉宫、后土祠、八主祠等等，都是了不起的古代遗迹。岳镇渎海的庙，也有存留。古建，山西最多，主要是元大德癸卯年地震后的劫后余存。

这些都是真古物、真古迹，一定要保。

假古迹，也不少，用《红楼梦》上的话说，很多都是“从敬爱上穿凿出来的”东西。比如陕西的黄帝陵，湖南的炎帝陵和舜庙，河南的二帝陵和太昊陵，山东的少昊陵，绍兴的大禹陵，江苏的泰伯祠，还有各地的关庙，等等。这些古迹，历代翻修，本身也是古迹。但各地公祭，烧香磕头，十分滑稽。不仅如此，为了寻根问祖，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各地还拆了不少真古迹，造了不少假古迹，十分荒诞的假古迹。保护真的没钱，造假倒有钱。

现在的中国，文物古迹大破坏，超过历史上的任何时期，不能怪五四，不能赖文革。中国的地方官、旅游部门、施工单位，考古文博单位，都有责任。

中国的干部队伍，底色是农民。文物古迹被破坏，主要是管不住农民和地方官。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我们把博物馆交农民办，会办成什么样。肯定不是女尸，就是长着五条腿的驴。

中国传统再伟大，也不能靠毁真造假来发扬。推而广之，就是古代思想，也是同样的问题。真孔子，没人爱。大家更爱假孔子。

（七）五四运动，光芒万丈

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打倒的只是店，不是孔子。孔子安然，孔子无恙。当时的非圣疑古，表面上是传统中断，其实是传统重建。它对中国新学术，有不可估量的贡献。不仅西方科学的引入，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军事学，是全面占领。人文学术，也革旧鼎新。从旧经史之学到新史学，从旧子学到中国哲学史或思想史，从旧集部之学到新文学，革新是全面的。

中国的新学术，不光是靠点滴积累，一砖一瓦往起垒，更重要的，是文化立场的突破。

我们要感谢我们的前辈，感谢鲁迅，也感谢胡适。五四的遗产是多方面。明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很多问题，要全面总结。

五四有两个遗产，和胡适有关。

第一，是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运动。这个运动，很多人都认为是中国史学现代化的标志。它和胡适的影响直接有关。胡适和顾颉刚，都很重视崔东壁，美国的ArthurW。Hummel也很重视。顾颉刚对崔东壁很佩服，但明确指出，他和崔氏不一样。崔东壁尊孔卫道，他不是。正因为不是，所以顾先生才敢怀疑圣人，怀疑孔子时代的圣人（尧、舜、禹）。这是了不起的突破。虽然，在方法上，顾先生沿袭了崔氏的方法，没有反省这类方法的不足，在古书体例的研究上没有突破。其实，宋以来的辨伪学，辨伪考实乃禁书之策，考据是为了保卫孔子的道，并不是纯粹的方法，里面也有意识形态。《古史辨》留下的问题，今天也还是问题。傅斯年、蒙文通、徐旭生，他们的族团说，都破顾说，问题的争论，一直没断，即使今天，也还在争（如关于断代工程的争论），可见影响多么大。

第二，是中国哲学史的建立。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舍上古圣人不谈，直接讲诸子，直接讲老、孔，当时人以为学问不足，但他的路是对的。这书是真正的开山之作。胡适之后，冯友兰是大家，书比他多也比他厚。胡不讲六家，冯讲；胡否认王官，冯加限制而肯定；胡以老在孔前，冯以老在孔后。这些分歧，现在也还是争论的话题。一般认为，这门学问，冯氏才是真泰斗。我的看法不一样。我认为，胡适的考证诚多可商，但文化立场，占位却比冯氏高。第一，他强调，中国哲学史，不能用西方哲学史的概念和框架来剪裁，冯氏反之；第二，他是把孔子从圣人的位子上请下来，和诸子平起平坐，冯氏却是尊孔派。胡适指出，冯氏争孔、老先后是信仰问题，看得很准。即使今天，胡适的看法也是解毒剂。

五四代表的新文化，后来分为两叉。1949年后，更被海峡隔绝，判若两个世界。

1998年，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编过《新史学之路》。什么是新史学？不光梁启超，不光傅斯年，派别很多。他们说的新史学，只是新史学的一支（现在去蒋，还讲什么傅斯年）。史语所的最大成就是考古发掘。这个队伍，海峡两岸各一半，不能只算一边。我呆过的社科院考古所和历史所，很多老人都是参加安阳发掘和西北考察的旧人。我的老师张政烺就是史语所的人。罗王之学的传人，绝大多数也在大陆。史语所的研究，强调的是动手动脚，找各种实证材料，这种材料，新东西全在大陆，研究是由大陆的学者在继续。过去的研究根本没法比。超越这类研究，打散了研究，提高了研究，还有不少东西，比如社会史的研究，也和共产党关系更大，即使走过曲折的路，也还是有很多贡献。

新史学的各派，成败是非，可以慢慢讨论，来源是什么，很清楚，根本没法按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分疆划界。它们的共同来源，都是五四。

厚诬五四，是数典忘祖。

近年，余英时说，郭沫若抄钱穆，引起轩然大波。钱穆和郭沫若，分属不同的营垒，分属海峡两岸各一边。他们的政治立场和为人怎么样，可以另外评价。政治观点不同，当然不一样。但他们俩，学术成就怎么样？自有公论。钱穆，学问太旧，格局太小，根本无法和郭沫若比。中央研究院选第一届院士，他们对郭沫若的政治立场很不满，但学问没商量，还是承认，照样提名。傅斯年说了，只要不是。

其实，学术就是学术，即使罗振玉的书，我们也要读。他有学问，还是有学问。

这才是公允的看法。

（八）文化断裂和复古风

现在的中国，复古成风，动言断裂。断裂和复古是自古有之。艺术尤其明显。我有一本书，叫《铄古铸今》，就是讲这个问题。

张光直先生有个说法，西方文明是断裂的文明，中国文明是连续的文明。最近，法国的沙义德（JohnScheid）教授来北大讲罗马的皇帝崇拜，他说，他不同意这一说法，欧洲历史也有连续性。

西洋史，断裂多，不然不会有他们的阶段说、形态说。但罗马推崇亚历山大，很多方面继承希腊；蛮族入侵，灭罗马，只是西罗马亡了，东罗马还在。东罗马一直有希腊之风。亚历山大灭波斯，也接受波斯文化，不光女人和地盘。

历史，都有断裂，也有连续，就像《三国演义》上说的，“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我们就算连续性强，也还是有很多断裂。他们有断裂，更不用说，否则还有什么文艺复兴。

现在，时兴讲文化断裂，好像只是中国大陆断了，香港、台湾没有，日本没有，欧美更没有。断裂的罪魁祸首，据说是五四运动。这是危言耸听。

断裂的原因，其实很简单。根本原因是现代化。这不是哪个国家、哪个地方、哪个时段偶然发生的问题，而是几百年来，带有全球性的普遍问题。比如，欧洲的文艺复兴，是断中世纪的传统，接希腊、罗马的传统；日本的脱亚入欧，也是断中国传统，接欧洲传统。谁都是爸爸不亲爷爷亲，反认他乡是故乡。这是风水轮流转和历史时装化的普遍规律。

还有，古典教育衰落，也很普遍。欧洲，是20世纪衰落，二次大战后，彻底衰落。拉丁文唱诗，如法国的天主教堂，1960年代后，也彻底不行了。

传统为现代化腾地方，哪儿都如此。就连事后诸葛亮的保古，也是由现代化来买单，由现代化来挽救——尽管摧毁它们的也正是现代化。

我说过，保古的前提是舒缓现代化的压力。这个压力不减，全是空话。欧美日本比我们做的好，主要原因是，他们先下手为强，没有这么大的压力，败家和疯狂致富的冲动没我们强。

中国的败家，是和现代化拴在一起，是和现代化引起的各种政治冲突和社会灾难拴在一起，参与其中的所有政治派别都有份，就连满清王朝也有份。比如五大发现，为什么都在世纪之交，就是中国败家败出来的。西域汉简、敦煌文书，被“丝绸之路上的洋鬼子”搞到外国去了，那是清朝的事。内阁大库档案造了还魂纸，那是民国的事。这些都不是现在的事。

大家把气撒在五四身上，五四和鲁迅成了众矢之的。众怨所集，才有目前的各种发烧发狂。背后的台词我不说，谁都知道。

（九）说经典阅读

说起读古书，我们会想起鲁迅。

今人厚诬鲁迅，主要因为他是左翼，是延安树起的文化革命旗手，1949年后，在思想文化界一直处于独尊的地位。但我国知识分子，真奇怪，居然和美国的大老粗一般见识，以为只要沾个右字就好。毛泽东不是说，鲁

END，本文到此结束，如果可以帮助到大家，还望关注本站哦！